贝尔格莱德:颓唐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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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柏琳在《读书》写作“巴尔干系列”的第一篇。在这篇文章中,她将视线投到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讲述其历史源流、在铁托南斯拉夫共和国中的地位及近二十年间于欧洲格局中的位置,随着她的行走,带我们体会塞尔维亚人“夜”的气息,以及近距离观看十几年前备受世界瞩目的地带。

连续跑了四次贝尔格莱德之后,那座古老的巴尔干城市居然让我念念不忘。如果不是因为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我恐怕已在第五次去贝尔格莱德的路上了。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通过电视媒体向中国请求支援的哽咽画面,一度上了微博热搜。我向塞尔维亚朋友询问现状,“目前一切都在控制中。我们很好,塞尔维亚很好,什么样的历史都没有压垮我们,别担心”,贝尔格莱德的拉扎尔父子给我发信息了。

我竟不知如何回复。“什么样的历史都没有压垮我们”,看似挺乐观的一句话,隐藏了多少欲说还休的痛苦,必须实现的放下。

每次去贝尔格莱德,我都发现这座城市患有长期的失眠症。《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评选贝尔格莱德为“世界十大最佳夜生活城市之首”,可是,贝尔格莱德为什么睡不着?

相传八七八年,一群斯拉夫人坐船在多瑙河上游览,行到下游,在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之处,眼前出现一大片白色建筑,有人喊了一句“Beograd”(塞语,意为白色城市)。其实贝尔格莱德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已建成,当时它叫辛吉度努姆(Singidunum),是古罗马人的地盘。罗马人在这里建造高地来抵抗匈奴人和阿瓦尔人,自己却被赶了出去。公元六三〇年左右,斯拉夫人来到这里,接下去四个多世纪,该地区处在拜占庭帝国、匈牙利王国和第一保加利亚帝国之间战争的夹缝中,直到十二世纪后,尼曼雅王朝来这里创造帝国的荣耀。

伟大的尼曼雅一世的后代们没有守住这份荣耀,贝尔格莱德在中世纪也并未真正属于当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座白色城堡的宿命就是成为一个等待被领养的孤儿,在历史粗暴的手掌中被来回推搡。随后六个世纪,塞尔维亚先后受制于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贝尔格莱德曾三次被奥地利人占领,每次都被奥斯曼帝国迅速夺回,白色城堡的墙壁被炮火反复熏染,经历几十次战争摧残,多次被夷为平地。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的暴行,把贝尔格莱德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1999年科索沃危机后,北约轰炸南联盟78天,贝尔格莱德多处留下轰炸遗迹,被炸的建筑直观地裸露在城市的各个街道,被炸部分维持原样。有轨电车穿梭于老城高低不平的街道

十九世纪起,一个个天才式的起义者在塞尔维亚出现(比如卡拉乔尔杰、奥布雷诺维奇),同时奥斯曼帝国已经在俄罗斯帝国和希腊人的崛起中四面楚歌,最终苏丹于一八三三年无奈地接受塞尔维亚成为一个具有确切边界的自治国家。然而,列强不想让塞尔维亚自由,他们擅长将暴力和阴谋变成屈辱和伤害。年轻的塞尔维亚无法在虎视眈眈的奥匈帝国和心怀鬼胎的俄国之间取得平衡,巴尔干局势变成一盘死棋。

一八七八年列强签订《柏林条约》,限制了俄罗斯在巴尔干进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的野心。奥匈帝国对独立的塞尔维亚感到焦虑,他们害怕一个自由的塞尔维亚成为团结奥匈帝国境内的南部斯拉夫人的中心,于是把和塞尔维亚同源的波黑归为己有,塞尔维亚变得无助。一九〇五年,为反抗奥地利的经济盘剥,塞尔维亚发起一场名为“猪战”的关税战,从此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怨恨与日俱增。发生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复兴了塞尔维亚的荣光,许多人感到,全体南斯拉夫人的前途都寄托在贝尔格莱德身上。

奥地利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于是,一九一四年在萨拉热窝拉丁桥边射向裴迪南大公夫妇的子弹成为他们消灭塞尔维亚的完美催化剂。奥匈帝国从一九一四年开始持续炮轰贝尔格莱德,直至一九一八年。战争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贝尔格莱德成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的中心。

《塞尔维亚史:困扰巴尔干半岛一千五百年的火药桶》,[英]哈罗德·坦珀利著,张浩译,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来源:douban.com)

斯拉夫人天性里就有民主基因,其社会系统的根基“扎德鲁加”——每个成员平等分享劳动力以及共同拥有土地收成的家庭,由共同推举出的一位长者进行统治,这个长者只要能力杰出,甚至可以是女性。《塞尔维亚史》的作者、英国史学家哈罗德·坦珀利认为,“古老的塞尔维亚地方民主制度根深蒂固”,这种民主意识让他们喜欢争执、不服从中央管教、宁可战斗也绝不妥协。况且,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始终对塞尔维亚心存芥蒂,毕竟,他们是受到罗马天主教驯化的斯拉夫人,这让他们和同种族却信奉东正教、承继拜占庭文化的塞尔维亚人彼此怀有深深的隔阂。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仓促成立的南斯拉夫处在“要中央集权还是要联邦制”的拉锯战中,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这十年变幻无常,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各自涌现数不胜数的党派和政治团体,斯拉夫人好争吵且不爱妥协的性格在此达到了负面效应的顶峰。英国历史学家塞顿-沃森爵士认为这是“南斯拉夫历史上最不能给人以道德教育,毫无记述价值的一段时期”。

时间走到一九二九年,年轻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在各方调停均告失败之下,宣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实行王室独裁。一九三四年,他被暗杀在法国马赛街头,刽子手未受惩罚——世界即将堕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编织的陷阱,没有大国关心南斯拉夫国王遇刺,将会给那个缺乏和谐却时刻在黑暗中坐直身板的国家带去什么。

一九四一年,大战正酣。三月二十五日,南斯拉夫的保罗摄政王及其内阁决定加入轴心国,贝尔格莱德爆发大规模群众抗议。尽管此时的南斯拉夫已在近三十年里经历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战”,塞尔维亚的成年男子死伤85%以上,然而他们的民族性格里总是缺乏“媾和”“苟活”这样的字眼,无论是像幽灵一样缠绕在现代塞尔维亚人身上的中世纪塞尔维亚荣光史、一三八九年拉扎尔大公抗击奥斯曼大军的科索沃圣战,还是眼前亟待解救的斯拉夫同胞,以塞尔维亚为主体的南斯拉夫选择向死而生。

保罗亲王返回贝尔格莱德当晚,西莫维奇将军发动不流血政变,组成新内阁,包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三个民族从左到右一切派别的代表,他们已经准备好和纳粹战斗到底。贝尔格莱德即将迎来悲剧命运的高潮。

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星期天清晨,城市还在周末的静谧中熟睡。德国空军发起代号为“惩罚”的南斯拉夫空袭战,炸弹像大雨一样投向贝尔格莱德。四月八日轰炸结束,城市付之一炬。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五年的反法西斯战争,贝尔格莱德损失十万居民,工业设施被毁坏一半,三万栋房屋中近一半成为废墟,市政厅和贝尔格莱德大学被炸损,国家图书馆三十万册藏书沦为灰烬。硝烟散去后,在城市的郊外,成群乌鸦在新的坟冢上空盘旋。

曾经沧海,白色城堡最好的年华被空掷在炮火绵延的历史回音壁上。如今它是欧洲最古老的三大城市之一,只有雅典和罗马排在它的前面。古老并没有给它带来静谧,贝尔格莱德需要一点一点恢复对生活的信心。这座城市长期失眠,历史梦魇不肯散去。

到贝尔格莱德之后,我每天接触最多的词,叫Kafana(泛指塞尔维亚的咖啡店和小酒吧),在塞尔维亚文化里,所有产生欢乐的地方都可以叫Kafana,它出现在酒吧、咖啡馆和一切可以办通宵派对的地方。每天下午三点,开始贝尔格莱德雷打不动的Kafana时间,持续到夜里三点。

贝尔格莱德如果没有Kafana,塞尔维亚人就丢失了回家的钥匙。入夜,多瑙河与萨瓦河边白天安静的小船舱,旧城区社会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废弃厂房,满墙涂鸦的民居地下室,到处都可以是奇幻小型派对。

塞尔维亚失业率高,没有多少人有全职工作,生活里最多的就是时间。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开始解体前,南斯拉夫的人均GDP约四千美元,是当时中国的八倍。二〇一六年,塞尔维亚的人均GDP是五千三百四十八美元,在欧洲位于倒数位置。今天的贝尔格莱德,失业率连年上升,人才不断流失海外,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老年人找不回信念。大家只好慢慢在街边找个位子坐下来,喝杯咖啡,或者来杯Rakija(拉基亚,塞尔维亚特产蒸馏酒,由水果发酵而成),一饮而尽。

老城中心的莫斯科饭店,建于奥匈帝国时期,属于分离主义风格的建筑,在南斯拉夫时代,它是整个东南欧的文化社交中心。饭店门口的纪念碑喷泉是为了纪念1860年塞尔维亚公国宣告独立而建

我很少去Kafana,却总去别处停留。在老城区的中心地段,矗立着一栋具有分离主义风格的绿白相间的建筑——莫斯科饭店(Hotel Moskva)。作为奥匈帝国时期建成的老饭店,莫斯科饭店挺拔宛若宫殿,从建成日起它一直是整个东南欧的文化社交中心,体面人士都以能去那里喝咖啡为隆重之事。众多社会文化名流都是常客,其中就有爱因斯坦。

我喜欢坐在莫斯科饭店一楼咖啡馆的室外,聆听光头大汉艺术家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演奏肖邦。坐在这里能拥有十分开阔的景象。饭店所在的特拉吉耶广场是一个十字交叉形广场,被不同时期的建筑群环绕,也是久负盛名的米哈伊洛大公街的延伸。在这条异常宽阔的大街两边,站着阿尔巴尼亚式宫殿风格的建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尔干地区最高的大楼,还有已经破败潦倒的巴尔干饭店。所有的建筑都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疲惫气质,它们见证了近代塞尔维亚城市文明发展的踉跄步伐。塞尔维亚始终是一个农民气质的国家,它最具魅力的气息来自南部包含科索沃土地的“老塞尔维亚”,来自中部山林茂密的舒马迪亚地区。这个国家就是一个神圣的巴尔干村庄,许多西方城市文明里非常自然的东西在这里是否同样自然,我始终存疑。

我之所以喜欢来这里喝咖啡,还因为有种“文学朝圣”心情在作祟。在我的东欧文学记忆中,南斯拉夫文学始终和一个叫伊沃·安德里奇的男人绑在一起。他被誉为南斯拉夫的文学巨人,也是巴尔干半岛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他是克罗地亚族,出生在波斯尼亚,终生都把自己当作塞尔维亚作家,他也是南斯拉夫王国的外交官,最后一任驻德国大使。二十一年的外交生涯并没有让他变得更爱交际。他瘦弱苍白,“是一个没有庄园、没有侍从和公主的王子”,热爱雕塑和绘画,喜欢密茨凯维奇的诗,很早就显露出写作才华。

“二战”德军入侵贝尔格莱德期间,安德里奇隐居在老城普里兹伦大街九号。那是一栋通身刷成淡黄色的老公寓楼,安德里奇几乎不出门,对周围战火纷飞的世界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漠。无论是轰炸声、枪声还是卖报小童的呼喊声,都不能分散他创作小说的精力。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安德里奇写出了日后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斯尼亚三部曲”——《特拉夫尼克纪事》《德里纳河上的桥》《萨拉热窝女人》三部长篇小说。绚丽的《德里纳河上的桥》,不仅使他度过童年的小城维舍格勒那座四百多年历史的十一孔土耳其石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更为南斯拉夫赢得了世界声誉。

《德里纳河上的桥》,[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著,高韧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来源:douban.com)

这位被后人称为“活在石缝中的松树”的作家,晚年功成名就,但天性严肃的安德里奇,把诺奖荣誉看成是南斯拉夫的荣誉,自己“只是一个获奖的代表”,他感谢世界,因为它终于开始关心南斯拉夫的精神生活。

他自己的晚年则过着隐居生活。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的绿地旁边,有一条“安德里奇大道”,不过百米距离,起点处立着他低头散步的青铜像。安德里奇眉头微蹙,双手插在长风衣口袋里,若有所思。他的晚年作息一成不变——散步前往莫斯科饭店的咖啡馆,喝一杯滚烫的土耳其咖啡,读书看报,会见来访的苏联文学批评家和世界各地的记者,之后散步离开,从门口的特拉吉耶广场走上米哈伊洛大公街,再前往卡拉梅格丹城堡要塞,每天如此。

安德里奇的一生,如同巴尔干理想本身——一种独特的归属感,远在狭隘的民族主义之上,超越了血缘和种族。他亲历了两个南斯拉夫的诞生——南斯拉夫王国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看待历史中的冲突和敌对、片刻的欢乐祥和、起伏的血雨腥风,安德里奇始终有一种类似斯多葛主义的精神气质,并保持一种深思熟虑而又直抒胸臆的宁静心态。他在他的国家分崩离析前死去,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如果他还活着,他会看见后来的人,那些煽动别人和被别人煽动的人,如何用愚蠢的狂热摧毁家园,最终走向无可挽回的毁灭。他将如何面对自己信仰了一生的包容精神?我当然希望,他依然拥有那股沉静的力量,用来面对信仰在崩塌的现实面前的处境。

克罗地亚五金工人约瑟普·布罗兹,与伊沃·安德里奇同岁,两人都出生于一八九二年。对于前者,我们更熟悉他后来的名字——铁托。

今日的贝尔格莱德街头依然有人在售卖“铁托挂历”,只是大多窝在街道的犄角旮旯,好像卖主对自己的货物不是太有信心。铁托作为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绕不过去的一个象征词,本身正在淡去。他出生在克罗地亚的农民家庭,在“一战”时作为奥匈帝国士兵被送往东部战线,在那里做了俄国人的战俘,并信仰了。

“二战”成就了铁托和他的游击队。南斯拉夫本来是一个小党,当时抵抗纳粹的主力是保皇派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和他那被称作“切特尼克分子”的旧南斯拉夫军队。然而这位古怪保守的领导人是个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他忠于旧制度,因为性格中致命的自相矛盾而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把控。而铁托和他的人,本着对人民抵抗心理的深刻洞悉,迅速成为全国抵抗运动的先锋。

铁托把的秘密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一所别墅内,他在这里指挥全国的反抗运动。在铁托领导下的“人民解放运动”把法西斯赶出了南斯拉夫的土地。战后,铁托控制旧南斯拉夫的全部军政大权,并于一九四五年建立了新的国家——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他变成了一个传奇式的英雄。英国人认为,“在南斯拉夫国内外,没有一个政治领袖的地位足以同他相比拟。他已向人们表明:他能够把来自国内不同地区的人物团结在一起……(他)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也没有受到资产阶级多大的反对,而且是一位深受大众诚心爱戴的民族领袖”(《南斯拉夫简史:从古代到一九六六年》,373页)。

《南斯拉夫简史:从古代到一九六六年》,[英]斯蒂芬·克里索德、罗·威·塞顿-沃森等著,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来源:douban.com)

这位长年混迹山林游击队的传奇人物在成为领袖后,十分享受雪茄和美酒,但也是一个拥有高超政治和外交手腕的人。外交上的“不结盟政策”,让南斯拉夫没有沦为美苏冷战任何一方的附属国。在铁托三十五年的铁腕统治下,许多人会说,“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但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国家”。到一九七六年为止,每年有六百多万外国游客来到南斯拉夫,全国有36%的人民拥有汽车,每1.8个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每2.1个家庭拥有一台冰箱。依靠向西方大量借债,南斯拉夫成了当时东欧最富足的国家,而南斯拉夫护照可能是当时唯一可以从莫斯科通往华盛顿的公民护照。

但困扰南斯拉夫的民族争端始终是让人头疼的烦。在信仰的铁托看来,搞民族主义政治是荒唐的,社会主义之下,民族应该走向团结而非分裂。为了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遏制“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势力,身在贝尔格莱德的克罗地亚人铁托,整肃了四万多名塞族干部,并赋予了塞尔维亚境内两个行省以自治权——北部的伏伊伏丁那和南部的科索沃。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分裂的祸根,但他依然是南斯拉夫不可替代的人,后来的历史证明,没有铁托的南斯拉夫很快分崩离析。在东欧剧变大潮冲击下,南斯拉夫联邦自一九九一年后各奔东西,对铁托的尊崇被民族分裂和政治分化撕碎。

一九八〇年五月四日,八十八岁的元帅咽了气,政府没有专门为他修陵墓,而是把他喜爱的花房改成了墓地,改成了博物馆。在阴雨绵绵的早晨,我坐着车身掉漆的老公交40路,前往贝尔格莱德的德迪涅区——强人铁托的“鲜花之家”,他的墓地。

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Muzej Jugoslavije)正门口,也是铁托元帅的墓地“鲜花之家”所在处

铁托的墓位于一座小山坡上,这里原来是前南斯拉夫,而铁托的家就在附近一座漂亮的白色帕拉第奥式的宫殿,很有英国贵族乡间宅邸的味道,宫殿外是一百公顷的封闭警卫区。铁托喜欢园艺,国家给他修了一座花房。他临终前曾表示希望被葬在花房里。

山坡上松柏蔽日,花房十分朴素,正中央是一座白色大理石长方形陵墓,正上方除了他的全名和生卒年三行金字外,再无其他修饰。他的第三位夫人约婉卡的陵墓被安置在其旁边。回字形的大理石路面环绕陵墓,两侧是存放铁托生前旧物的房间,他的军装、宽大的原木写字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礼物、全国少先队员献上的火炬和图文并茂的信件。

南斯拉夫解体前,常有老人们穿着军装,戴着红领巾,捧着花束去“鲜花之家”纪念铁托。国家解体后,这里越来越荒凉。比如今天,一个上午我只见到一个来自克罗地亚的老年旅行团,十多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轻手轻脚依次走过陈列物,有序地给博物馆留言簿写字。花房里静悄悄。

我也在留言簿上写了三行:亲爱的铁托同志,我来自中国。你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我只在照片和纪录片里看见过你,你的茶色大眼镜让我有点害怕。如果摘掉眼镜,你还是那么严肃吗?

走出花房,和老头们聊天。他们来自铁托的故乡,克罗地亚的库姆罗韦茨村。生于克罗地亚的铁托被葬在塞尔维亚,他在陌生的土地上度过自己的一生。老人们觉得,这位伟大的老乡在贝尔格莱德没有收到足够多敬意。“铁托的时代,我们平等,团结。你看看现在?人们嘲笑团结,年轻人要自由!嗬,他们以为自由和团结是对立的。”

夜夜夜夜,贝尔格莱德的年轻人,坐在灯光明亮的街角,看向黑影里残破的建筑,买醉,跳舞。我无法判断这样的生活方式对当地人来说,究竟是一种麻醉,还是一种享受。一九九一年,南斯拉夫开始解体。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战争持续到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二至一九九四年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爆发围城战,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米洛舍维奇和他的追随者支持了这场战争,联合国对南斯拉夫开始实施经济制裁,贝尔格莱德出现史上最严重通货膨胀。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战争,北约空袭南联盟,对贝尔格莱德狂轰滥炸三个月。

今日贝尔格莱德街头,因为拒绝遗忘,也因为无力重建,依然遍布二十多年前轰炸的凋敝遗迹,地上丑陋的弹坑没有抹去,坑坑洼洼的公寓楼过道摆放着花环和死难者旧物,一双芭蕾舞鞋,一把刮胡刀,毛线袜,印着小狗熊图案的咖啡杯,这是民间的纪念碑,用于怀念在北约空袭中罹难的邻居,不远处墙上的英文涂鸦写着:滚出去,北约!

二〇〇三年,塞尔维亚和黑山被接纳为欧洲委员会成员国。二〇〇六年,南联盟解体,贝尔格莱德成为独立的塞尔维亚的首都。从此塞尔维亚和巴尔干的邻国一道走上了积极入欧的征途。直到二〇二〇年春天,面对新冠疫情,总统武契奇发表电视讲话:“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写在纸上的不过是童话罢了。”

然而,如今的塞尔维亚依然有庞大的侨民群体生活在那个“欧洲”,年轻人依然梦想着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成为一个新欧洲人?我不太确定那是怎样的身份。太多书写塞尔维亚的学者和历史学家都曾发出相似的感叹:尼曼雅王朝的斯蒂芬·杜尚(一三三一至一三五五)建立的中世纪塞尔维亚帝国,是塞尔维亚人永恒的历史记忆。在那早就消失的辽阔版图上,科索沃是古塞尔维亚的圣地,马其顿问题将不再是个问题。

几乎所有去过塞尔维亚的人都会折服于当地人的精神力量,但正是这种精神力量让他们的命运成为悲剧。塞尔维亚人活在悲剧里长久动弹不得,他们的悲剧产生于梦想把现代国家的枝干“移植”到中世纪王国的树干上。但是,他们恐怕必须放下这种嫁接术的幻觉。现代世界也许是平庸的,但正是在这种平庸下,贝尔格莱德才能睡眠安稳,繁衍生息。

黄昏时分,从卡拉梅格丹城堡眺望下方的平原,夕阳即将落入萨瓦河与多瑙河交汇处的尽头

在贝尔格莱德的最后一天,我去了卡莱梅格丹城堡要塞,在城墙上看一场日落。这座从凯尔特时代就建成的军事重地,目前大部分建筑都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曾经,它是贝尔格莱德最后的防线,现在,它是贝城最绿意盎然的公园。天黑之前,人们来到这里,坐在墙头上,等待夕阳落入多瑙河与萨瓦河交汇的尽头。我又想起了挚爱的安德里奇,他也曾在此观看日落,并写道:

贝尔格莱德的天空辽阔高远,变幻莫测,但它总是很美……永远的美丽与富饶是对这个陌生城市里所缺失的一切的补偿,也是对所有不应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的安慰。

(《南斯拉夫简史:从古代到一九六六年》,[英]斯蒂芬·克里索德、罗·威·塞顿-沃森等著,黑龙江大学英语系翻译组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塞尔维亚史:困扰巴尔干半岛一千五百年的火药桶》,[英]哈罗德·坦珀利著,张浩译,华文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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