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文尼亚:像西欧一样享受生活

夜幕降临斯洛文尼亚小城皮兰,圣乔治教堂的大钟准时唱起了歌,提醒钢琴音乐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迎着扫向亚得里亚海的斜阳,我快步走过以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朱塞佩·塔蒂尼命名的街心广场。路旁的露天酒吧里,性格豪放的斯洛文尼亚人一根接一根地享受着美味的巴尔干香肠,痛饮当地酿造的啤酒,还不忘高喊着“祝你健康”。

塔蒂尼无疑是皮兰的最大骄傲,他出生在城内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里,今晚的音乐会就在那儿举行。我刚在人群中找了个位子坐定,幕布就拉开了。我扫了一眼参加演出的钢琴家名单,上面的姓氏分别是Mihailic、Pocecco、Levanic 和Prodi似乎是成心安排的一样,4个人分别是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意大利人。

的确,由于毗邻意大利,这里的文化和生活受到前者很大影响,处处体现着罗马和斯拉夫杂糅在一起的风情。当我在初夏穿过城镇、顺着海岸、翻越高山游遍这个小国时,一路上发现了更多令人惊奇的事物:童话般的街道、顶尖的艺术品设计师、巨大的“蜗牛”表演莎士比亚戏剧、接连不断的婚礼、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葡萄树……

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依稀残留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光荣,鹅卵石小巷两旁林立着中世纪风格的乡镇小屋、巴洛克风格的教堂以及庄严的大厦,当然,也少不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留下的混凝土建筑。

尽管人口只有28万,其中还包括5万学生,但这与整座城市展现出的活力似乎不成正比。几家影院正被扩建成大礼堂,万众期待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也在加紧施工,将于金秋时节开放。穿着漂亮衣装的斯洛文尼亚民众骑着自行车、流水一样从你身边滑过。前南斯拉夫的心脏、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如今满是尘垢、灰色的建筑和毁坏的基础设施,与之相比,卢布尔雅那仿佛是“斯拉夫的哥本哈根”,充满了繁荣和效率。

30岁出头的塔尼娅·帕克是个充满干劲的玻璃器皿设计师,她在卢布尔雅那开了一家艺术品专卖店。“历史上,我们更多地从属于奥匈帝国和西方,所以老是有一种分裂的感觉,即使在南斯拉夫时期,这种奇异的错觉仍无法完全去除。”帕克一口流利的英语,按照她的说法,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前南斯拉夫联邦的成员相比,斯洛文尼亚人总是觉得自己的条件更优越,许多人甚至不认为祖国属于巴尔干半岛,而是像西欧人一样热爱工作、享受生活。

卢布尔雅尼卡河沿岸有不少巴洛克风格的广场,每到夜晚总会有音乐响起。我随着人流信步来到普列舍诺夫广场,只见数百名观众簇拥在一起。让我格外吃惊的是,演出的主角居然是两只巨大的“蜗牛”,它们在露天舞台上表演做爱的动作!在月光下,我不禁思索,莎士比亚会想到他的《仲夏夜之梦》会被如此异端地解读吗?叫它“仲夏夜幻觉”更合适吧。

转入一条狭窄的巷子,古典音乐变成了爵士乐。再往前走,一位斯洛文尼亚妇女在用本国语言大声朗读诗歌,十几名少男少女在一旁欣赏。接着,来自远东的某种旋律似乎在呼唤,凑近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个身材娇小的印尼妇女在轻歌曼舞,脚下撒满了花瓣。

不过要说这里最吸引人的,还得数一座画廊白墙上的几何图案,它们出自印尼先锋艺术家马德·韦安塔之手,他的作品已在纽约和北京亮过相,眼下是头一回到斯洛文尼亚展览。画廊的女主人名叫塔娅·布雷日奇,刚和我聊了几分钟,她便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自己首次大胆展出艺术作品的经历那些作品与执政者的精神不符。

“这儿曾是全南斯拉夫的第一家私人画廊,不是国家的一部分。”她解释说,那是上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还没有瓦解。她和朋友不欣赏官方艺术,所以决定成立私人画廊。布雷日奇女士承认,他们跟政府有很多矛盾,“当时真不敢想象这个画廊日后能够参与国际艺术博览会,如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和柏林艺术论坛。”她笑着说:“没人相信我们会成功,但我们的确做到了。”

与首都不同,皮兰市则坐落在像手指般伸进亚得里亚海的狭长陆地上。过去几个世纪里,奥地利人占领了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地区,老谋深算的威尼斯人则在这个半岛进行利润丰厚的食盐交易,用赚来的钱建立了亚得里亚海周边最富魅力的居住点之一瓦顶的房子被蛛网般的街道分开,它们的颜色像果冻一样斑斓,有桃色、酸橙色以及草莓色等。

当地居民的生活更是悠闲自在。许多穿着泳装的人就躺在防浪墙上,老者们在长椅上下棋,远处,几艘玻璃底的观光船离岸慢慢滑行。在这种慵懒惬意的气氛中,一切阴谋和野心似乎都会都在海风与阳光下消融,然后被浪花卷走。

独自走在幽静的街巷中,一阵锣鼓和喇叭声突然从背后传来,继而是狂放的喊叫。回头观瞧,只见一支迎亲队伍吹吹打打地开来,宾客挥舞着酒瓶边喝边唱,一个男子手拿扩音器在鼓劲,看热闹的民众拍手、吹口哨。还有人朗诵抒情诗,一个年轻的本地姑娘主动为我翻译,大意是:“这是人人都沉溺于爱情的日子,而我却孑然独立,没有心上人。”

下午3点左右,附近市政厅的大院里又传来喧闹声,不用说,下一场婚礼即将开幕了。在管弦乐队的伴奏下,人们尽情地载歌载舞。我正为在一天里能见证两对新人终成眷属的好运气而高兴,万万想不到的是,第三场婚礼也接踵而至。

这趟旅程的最后一站是马里博尔,这座用石头和木料搭建的城市靠近奥地利边境。作为下一年度的“欧洲文化之都”,这里的青山绿水固然喜人,最有名的仍然是葡萄酒。我与一家饭店的老板阿森诺维奇一面畅饮,一面谈论当地悠久的酿酒历史。他告诉我:“在过去20年里,我们的酿酒师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沉睡,不过在过去的5年里开始苏醒。”

阿森诺维奇曾是职业网球运动员,后来转行开了这家饭店,里面陈列着许多斯洛文尼亚特产的葡萄酒。的确,随着全城的酿酒师醒来,马里博尔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两旁如今到处是品酒屋、酒吧以及酒窖,每个地下室里都摆放着百十个巨大的木桶。

当然,这一切都比不上一棵葡萄树有名,因为它已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为世界最老的葡萄树,据说已有400多岁高龄。它见证了土耳其帝国的入侵、目睹过拿破仑军队对斯洛文尼亚的占领、遭受了19世纪重创欧洲葡萄园的大瘟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的灰暗岁月,最终于2007年迎来了自己的辉煌,那就是“老葡萄酒屋”的建立,这既是一个博物馆,也是一家葡萄酒商店。年轻的负责人维斯娜·哈瓦特得意地说:“去年,此树还产了59公斤葡萄呢。”今年的收获季节马上就要到来,她相信这会成为全市的狂欢节。

我问能不能带走一点这棵葡萄树出产的美酒,她摇了摇头:“我们把这棵树酿造的酒装进非常小的瓶子里,每瓶只有四分之一升,然后作为专供贵客的礼物送出。比尔·克林顿得到过一瓶,阿诺德·施瓦辛格得到过一瓶,罗马教皇和日本天皇也得到过一瓶。”

我只好到博物馆的酒吧里小酌一杯,以冲淡自己的失望。很快,年轻的服务员送上了一杯“威尔许雷司令”,这是一种口味平滑的干白葡萄酒,由当地著名的sipon葡萄酿造,本笃会修道士是其长期客户。说起来,这种葡萄的古怪名字颇有来头19世纪初,拿破仑的士兵占领了马里博尔,品尝了葡萄酒后都说:“Si bon! Si bon!(太好了!太好了!)”可是,当地人大都不懂法语,听成了“Sipon! Sipon!”从此,酿酒的葡萄有了正式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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